[10-20 18:22:37] 来源：http://www.67xuexi.com 综合 阅读：85891次
有人说她好歹代表了中国民族唱法的最高水平吧，人还去过维也纳金色大厅的好吧?
宋祖英能不能代表中国民族唱法的最高水平我不敢妄加评论，反正我这个人比较三俗，我十分不清那些唱民族唱法的声音之间有什么大的区别(你能分清新闻联播的主播们声音有多大区别么?好吧，我知道肯定有人能，比如广院的播音教授什么的。)。但我丝毫不认为她能上维也纳金色大厅有什么了不起，就好像我也不会觉得《唐山大地震》和《建国大业》当然还有今年要上映的《建党伟业》取得多少多少亿的票房有什么了不起，在一个行政手段扭曲市场的领域，谈这些问题没有什么说服力。话说回来，宋祖英在维也纳唱的也多是《小背篓》《辣妹子》《孟姜女》之类保留比较多真正“民族歌曲”元素的的歌曲，真正她每年必须在国内一些重要场合唱的“那种”歌曲几乎没怎么唱。
按照一般的说法，一个通俗歌手能上一次春晚是需要很大的运作的，往往是走红或者进一步走红的开始，宋祖英几乎年年上春晚，应该是红的发紫了吧，不好意思，起码我周围没几个人会去买她的专辑，去KTV会唱她的歌，或者用她的歌作为彩铃。
而凤凰传奇，是在一个竞争较为充分的市场(网络歌曲)中杀出来的，对于垄断造就的强者如某石油某移动，和竞争造就的强者，如Apple，google，我总是更加喜欢后者。
其实很多人讨厌凤凰传奇，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追求身份认同罢了，追逐陈绮贞张悬和排斥凤凰传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为什么你们要把凤凰传奇(还有《我想找对象》等)定义为“农业金属”(这里只讨论那种泛指凤凰传奇类网络歌曲为农业金属的现象，而不是那种真正认真的去定义和使用农业金属概念的音乐，这其实是存在的)，是因为“金属”很好笑吗?不是的，是因为“农业”这两个字很“山寨”。凤凰传奇的歌从农民工脏兮兮的的山寨机中用超大功率放出的概率远远大于从有钱人皮套里的iPhone4里放出的概率(仔细想想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因为事实上的大多数人的贫困，在发达国家几乎是普及物的iphone在中国成为了一定意义上身份地位乃至品味的象征)。
要我看，要不是人家西方音乐界很早以前(在大多数中国人还分不清什么叫流行音乐的时候)就定义了一种叫做工业金属(industrial metal)的音乐类型，很可能聪明的中国人已经自己发明出了“工业金属”这一名词并将其意义等同于当前“农业金属”的兄弟。在西方国家，经过上百年的改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缓解资本主义矛盾(我认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在于自由市场主义下贫富差距的扩大化，而不是教科书上说的什么狗屁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中国的铁路通讯石油倒是国有化了，问题解决的比西方国家好嘛?想想春运和漫游费吧)的方法，包括福利政策等。因此西方国家的工人总体上已经脱离了完全贫穷(这是相对于西方国家有钱人还有用的巨大财富而言，如果横向对比的话……)的状况。华尔街背地里再怎么着阴谋论，银行家没几个敢直接站出来和工人指着头对着干的。而在今日之中国，事实上的工人群体地位之没落——比之宪法中所写——想必已不用我多说。
幸好西方人还没有发明(起码没有广泛使用)“农业金属”这一名词，于是，一切在中国被所谓有文化(其实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堆占有更多社会财富的既得利益者)的人认为“山寨”的东西，都很容易被冠上“农业”“农村”的封号。前一阵子有人在校内分享了一个相册，里面的内容是各种顶着五颜六色爆炸头的“非主流”城乡结合部少年，我看了几眼下面的评论，感到心里很不好受，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这么有自信——这么心安理得——地辱骂那些和我们同样年纪的年轻人。
中国人，往上数五代，没几个不是农村人。我常觉得，在当前，衡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有钱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尤其是所谓受过教育的人，的良心，最好的标准就是看他对待农民的态度。
这个问题要展开说会占用很大的篇幅，事实上，从去年底我就开始思索这个问题了，期间看了几本书，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纪录片的论文，大概的思路已经整理清楚，我会继续将其简化，归纳，以后有机会写出来。
那么，最后还是让我们回到凤凰传奇。
湘西的古镇凤凰，目前在国内一众或真的或假的，或热爱旅游的或喜欢装X的人的心中，真的是一个“传奇”。这一切，大概要归功于沈从文。
沈从文，包括张爱玲，甚至包括金庸小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被发现”，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我们得以从中窥探出另一个在我们的教育中从未被提及的中国，那将是另一个话题。
在这里，我想到很有意思的一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沈从文刚到北京，十分窘迫潦倒，用今天的话，就是一纯粹的“北漂”+“蚁族”。潦倒到什么地步?郁达夫见到他，实在看不下去，便请他在西单四牌楼四如春吃葱爆羊肉，找的零钱还给了他。
与此同时，沈从文和徐志摩，凌叔华那么一帮留洋派，换算到今天就是“GRE帮”，走得很近，因为沈从文作为乡下子弟，又没有北京户口，在这个马上没户口都没车牌号的城市混下去是很不容易的，必须得有人提拔，有人做靠山。徐志摩这帮人一方面的确是给了沈从文不少照顾(让他这个没有学历的乡下人去做了大学教师)，另一方面平时的做派也有很让人讨厌的地方——讨厌之处就和今日一些考G考T之后出去呆了两年的人一个德行，自以为与众不同，言谈话语之间透露出一种优越感。
沈从文于此寄人篱下之情状下难免心中压抑，在这期间写了不少今日可称作“农业小说”的小说，主题都是乡村生活的狂野血性(可参照《神巫之爱》，我认为沈是以此在另一个角度上对所谓的城市精英文化进行反击，当然也是一种对故乡的思念)和不同于都市世俗文化的自然气质。(《边城》里写的清清楚楚，翠翠是不谙世事的自然之子)。
今天再看《边城》，包括城市人去凤凰(仅仅是凤凰吗?恐怕还包括香格里拉和拉萨吧)，却又是反过来去寻找那种城市之中消失已久的“农村(自然)气质”，绕了一圈，在现代性的作用下，中国人终于又隐约发现了所来之处(我们都从何而来?是城市吗?)隐藏着的巨大价值。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