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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补充注释
1.卫巫
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天命鬼神，每事必求神问卜而后决。到了周代，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统治者仍幻想用鬼神来愚弄人民。所以“巫”在当时具有特殊的作用。韦昭《国语注》说：“以巫有神灵，有谤必知之。”意思是说，巫能通神，他能觉察到谁是谤者。其实，课文中的“卫巫”，已完全变成了厉王的耳目和帮凶，是厉王用来镇压人民的工具。
2.公卿至于列士
周代大臣的等级分公、卿、大夫、士四等，而士又分上士、中士和下士，故称“列士”。
3.献诗
当时周王朝及各诸侯国搜集的歌谣和士大夫撰写的诗篇。流传到今天的《诗经》就是从周代保留下来的这类诗篇的一部分。
4.瞽、瞍、矇
他们都是盲人。这里也兼指官职。《国语·楚语上》:“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在先秦文献中，瞽与史，有时合称，有时又分而言之。如《国语·周语下》:“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古代乐官皆以盲人充任，据说是由于他们的听觉敏锐，善于辨别音律。但这几种盲人又略有差别。从等级上讲，“瞽”是乐官中的太师(下文“师”是少师，比“太师”级别略低，也是盲人)，地位比“瞍”“矇”高。从失明的情况讲，眼睫间有缝隙，内有眼珠而不能见物者叫“瞽”;眼中空洞无眼珠者叫“瞍”;眼中有珠，双睫也能开合，但不能见物者叫“矇”，有人认为就是现在的青光眼。
5.百工
古代的“百工”有三种用法，一可指各种手工艺者，二可指百官，三可指各种乐工。这里，我们认为晋杜预的解释较为确切，即指“各种乐工”，不仅合乎情理，避免了上下文意思重复，而且可通过“乐”字与上文的盲乐官相联系，通过“工”字与下文的“庶人”相联系，在内容上与前后句密切相关。
四、译文
周厉王暴虐无道，老百姓都指责他的暴政。召公告诉厉王说:“人民忍受不了这样的暴政了！”厉王发怒了，找来卫国的巫师，派他监视那些指责朝政的人。根据卫国巫师的报告，厉王就把被告杀掉。老百姓都不敢说话了，在路上遇见，也只是以眼神示意。
周厉王高兴了，告诉召公说:“我能制止老百姓的指责议论了，人们再也不敢说什么了。”
召公说:“这是阻塞人们的言论啊。堵住人民的嘴，比堵塞河流更严重。河流壅塞而崩溃泛滥，伤害人一定很多。人民也是这样。因此，治水的人要挖开水道，使它通畅流淌;治民的人也应开导他们，使他们畅所欲言。所以天子处理政事时，让公卿以至列士进献讽谕诗，让盲乐师进献乐曲；让史官进献史籍;让太师进献劝谏的箴言;让无眸子的盲人吟咏，让有眸子的盲人诵读;让各种乐工进谏，让平民百姓把他们的话传上来;让近臣尽力规劝，让王室成员弥补天子的过失，监察朝政;盲乐师和史官以乐歌、史籍之言教诲天子;让国内元老将这些意见加以归纳整理，然后，由天子斟酌处理。这样做事就不致违背情理。
“人民有口，就像土地上有山水，财物用度都从这里出产;又如土地上有高原、洼地、低平之地、水浇之田，衣服、食物也从这里出产。人民用嘴发表意见，政事的好坏就列举出来了。推行好的防止坏的，就能使财用、衣食增多起来。老百姓内心考虑的事能说出来，就应照着实行，怎么能加以堵塞呢？如果堵住了老百姓的嘴，还有多少人会关心政事呢？”
周厉王不听。于是，老百姓再也不敢说话了。过了三年，老百姓就把厉王流放到彘地去了。
五、助读材料
1.关于《国语》作者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汉书·司马迁传》
左丘明……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迄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以为《国语》。
──韦昭《国语解·叙》
昔左丘明将传《春秋》，乃先采列国之史，国别为语，旋猎其英华，作《春秋传》。而先采集之语，草稿具存，时人共传习之，号曰《国语》，殆非丘明本志也。故其辞多枝叶，不若内传之简直俊健，甚者驳杂不类，如出他手。盖由当时列国之史，材有厚薄，学有浅深，故不能醇一耳。不然，丘明特为此重复之书。何也？
──《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三“经籍十”引
2.关于《国语》的评价
《国语》记诸国君臣相与言语谋议之得失也。
──《释名·释典艺》
《国语》一书，深厚浑朴，《周(语)》《鲁(语)》尚矣。《周语》辞胜事，《晋语》事胜辞。《齐语》单记桓公霸业，大略与《管子》同。如其妙理玮辞，骤读之而心惊，潜玩之而味永，还须以《越语》压卷。
──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九引陶望龄语
吾读《国语》之书，盖知此编之中，一话一言皆文、武之道也。而其辞宏深雅奥，读之味犹隽永。然则不独其书不可訾，其文辞亦未易贬也。
──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九引戴仔语
左氏《国语》，其文深宏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
──柳宗元《非国语·序》
六、读《国语·召公谏弭谤》(吴小如）
《国语》是先秦史籍，相传它的作者和《左传》的作者是同一个人(都是出于左丘明之手);由于两书内容比较接近，故《国语》又有《春秋外传》之称。有人甚至认为《左传》和《国语》本是同一部书，原与《春秋》并存，互不相干，后人为了要把它同《春秋》拉上关系，便把其中与《春秋》有关的史实抽出来，分别附在《春秋》的各条之下，称之为《左传》;而容纳不进去的剩余部分，便是现存的《国语》(参看近人钱玄同《〈新学伪经考〉序言》。这个说法我以为不可信。第一，从内容看，今本的《左传》和《国语》有不少重复的地方，个别叙述还有出入，不可能出于同一个作者之手;而《国语》更不是被编写《左传》的人挑选之后的剩余部分。第二，从文笔看，《左传》的作者显得才华洋溢，文思畅达，因此在叙述史实时文学味道很浓，有不少夸张虚构的描写，韩愈在《进学解》中称为“左氏浮夸”，是有道理的。而《国语》的文章朴实无华，谨严拘束，没有《左传》那样锋芒外露，才气纵横。从文章风格来看，《左传》往往出奇制胜，而《国语》则多以平正见功夫，显然不是一个作者写的，更不是一部书的两个部分。这篇《召公谏弭谤》系从《国语》选出，足以说明其文章平正朴实的特点，以见出它与《左传》异趣之处。